“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顶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
社员心里扎下根，
阳光哺育春苗壮，阳光哺育春苗壮。
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
千家万户留脚印，
药箱伴着泥土香，
药箱伴着泥土香。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赤脚医生哟心向红太阳，心向红太阳。”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歌颂农村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电影《春苗》的主题歌歌词。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逝去40多个春秋，歌词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当我怀揣医保卡进医院看病，不由自主地记起这首歌——因为我也有一段赤脚医生的经历。
1962年，距初中毕业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实在熬不住饥饿，便从宁强一中辍学回老家厚河坝务农，数月后，接手生产队会计。
古话讲“一技在身，吃穿不愁”。但凡手脚灵活的男子一般人都要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爷爷是木匠，父亲是篾匠，但我违背子承父业的习俗，而是执意要学医。1953年腊月廿六，是个大晴天，婆婆（即祖母）在河对面石板沟放牛、捡柴，突然感到头疼难忍，大声叫唤着跑回家，众人说是“鬼找到了”，请来端公发神驱鬼，次年正月廿三去世。1958年，幺妹妹抱养给下河坝张永高家，饿病交加，敲盆盆锣锣“治病”，依然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断气。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深，萌发学医、悬壶济世念头。
1962年腊月十二，我拜高家坪（今属刘家坝村）张永全为师，学习中医。师父讲一通道理，给些发黄的药书要求“背熟”。那时，白天要上工，耽搁一天要短工分，工分少了分的口粮就会少，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只有晚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借着闪烁的火光，反复诵读“汤头歌”等倒背如流。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边记边抄，将收罗来《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千金药方》《宝元》《济阴纲目》《温病学解》《八十一难经》等药书工工整整抄写一遍，搞清楚了中药的酸甜苦辣咸五种性质。跟师学艺，逐渐掌握了望闻问切要诀，对针灸、拔火罐、化水略知一二，能够采一些柴胡、车前草、金银花、半夏、鳖甲等药材，或买一些药材，配制丸药等数种传药。
当时，自己没有开药铺专司行医，有人上门请看病，对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等常见病，给些丸药服用，收几毛钱成本，或者开处方，让患者到区医院捡药。遇到扭伤或中风的，一般扎干针（即针灸），疗效也不错。治疗一般破皮的脓疱疮，拔罐效果好。罐子是手腕粗、大拃长的竹筒子，用时先放在煨罐或锅里煮一会儿，尔后从沸水中夹出来，立马将罐口吸在疮部，霎时，患者如牛叫，反复几次，直至把乌黑的脓血吸尽，见了红艳艳的血，敷上中药制成的止血、消炎药即可。有个姑娘手指头上害疮，疼痛不已，只要用刀子将疮划破，挤尽脓血完事，可是“十指连心”，姑娘害怕，我就用化水治疗：让姑娘稳坐平伸双手，舀一碗冷水放好，把小刀在煤油灯火焰上燎燎，我口中嘀里咕噜“念咒”，两手上下左右比划“挽诀”，姑娘好奇咯咯直笑，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喝一大口冷水，逮住姑娘害疮的那只手，对准患处喷出冷水，水到刀至，将疮划破，大拇指与食指用力一挤，一股黑血流出来，敷药包扎，一气呵成。等治疗结束，姑娘这时才觉得有般疼痛感。化水是故弄玄虚，转移注意力，起到麻醉剂的作用。本生产队的蒋某六七天大小便不来，腹胀如鼓。我问明发病前后饮食情况，对病症百思不解，问师傅和同道均说没见过，结合《八十一难经》，凭直觉独创“尿垢熏蒸”治疗之法，大概过了两三个时辰，家属来报“大小便通了，肚子不胀也不疼了”，看好病没花一分钱。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劲，误打误撞看好了一些“疑难杂症”，令师父和老中医咂舌。由于对症下药和分得清好歹，没有“医死人”，在当地延请看病的人逐渐多起来。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同年，铁锁关区卫生院开办西医培训班，每月上一天课，由段院长主讲。我自始至终参加，阅读《西医大全》，逐步了解了西医的初级知识，明了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对打几针青霉素就能治好“痨病（肺结核等）”、吃几粒白色药片当下头不疼，特别感到神奇，学习更加刻苦。各地贯彻毛主席指示，陆续开始行动大办合作医疗站。1968年4月，全县在热火大队（今戚家垭村）召开合作医疗站观摩现场会，大队韩支书介绍经验，我代表河口大队参加会议。第二天，我向大队支书张明光、大队长张远青汇报会议精神，提出了办医疗站的想法。大队很快做出决定，确定由我和下河坝的张远明筹办本大队医疗站，规定每个社员每年交1元钱，当年免费治病不收一分钱，每次只收5分钱的处方费。张远明和我同一个生产队，其师父是铁锁关街上的老中医李少甫。
我们二人得令，就把医疗站地址选在全大队居中位置的岭家坝，岭家坝生产队从5间土木结构公房中划出1间做医疗站的场所。大队安排油坊生产队木匠做了1个药柜、1张三抽桌、4条板凳等家当，药柜每个抽屉6个格子，可装288味中药，药柜中上部设计一层放西药。开办的本钱也很少，厚河坝、河口、岭家坝、油坊、黄泥堡5个队，人口不满600，有些家庭穷的叮当响，总共只收了不足500元钱。5月12日，我们第一次走路到县城进药。结合常见病、多发病的用药需求，当天开好采购单。次日，采购动植物类中药材、中成药200多味，西药主要有青霉素、链霉素、阿司匹林、安乃近、镇痛片、土霉素、驱虫片等约30个品种，以及听诊器、注射器、酒精、药棉、戥子、切刀等基本器具、医疗用品，走路背回来，花钱没超过400元。5月15日，大队医疗站算是正式办起来了，我们成了名正言顺的赤脚医生。除此之外，我们还根据季节，采挖一些柴胡、车前草、半夏等地产中药材，在大队划拨的地里种植枣皮等。
开办当年，就迎来一次大考验。大队患麻疹的人出奇地多，互相传染，男女老少皆有，不下100人。以前麻疹治愈率不高，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因发高烧死了，多数属于误诊。麻疹初期与发烧感冒症状相似，其实也易发现，只要口腔壁上起菜米子大个白点，哪怕仅有一颗，定是麻疹无疑。饮食上不能吃酸饭、豆浆饭，因为有收敛作用。我们谨慎诊断，中西医结合诊疗，无一例麻疹患者死亡，树立了医疗站的威望，我俩的名字全大队妇孺皆知。为了预防麻疹，开始普及给儿童在大臂上接种“水痘子”，效果十分明显，后来几乎再没有人得麻疹。
平时，我们轮流坐珍、巡诊，搞防疫宣传。巡诊很受腿脚不灵便的人欢迎，但爬坡下沟，东家进西家出的很是辛苦。正是如此，家家户户的状况摸得一清二楚。以前，人们对命看的淡，小病抗大病磨，来看病都已经严重了，对我们诊断病症压力很大。病急的，一般吃西药或打针；病缓的，一般开中药调理；病重的，中药西药一起用。对病势危急的，或接骨连皮，或接生，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医术，直接要求进医院治疗，不能耽搁“误死人”。在与林林总总的患者打交道中，我们遇到许多疑难杂症，就常常交流心得，不断钻研、摸索、总结。比如说，曾经捉住一条锄把粗的长虫，注射1支青霉素后，一会儿身子肿大，不停翻转挣扎，一支烟的功夫死啦。因此，我们使用青霉素前先做皮试，不敢丝毫马虎。针头、针管要反复使用，每天在针盒子里用开水蒸煮消毒，用时还要酒精消毒，小心翼翼，怕感染出纰漏。针尖磨秃了，才能丢弃换新的针头。家穷虱子多，饮食不干净发“潮气”肚子疼的多，我们给发敌百虫，在床上、衣服上划拉几下，就把虱子、虮子、跳蚤杀死；给几片驱虫片，头道药服下去，很快屙出不少的蛔虫，吃三道药就赶净蛔虫。没交钱的人家有人患病，我们依然免费治疗，这些人很感激，表示有钱一定交，也确实言而有信。我们根据发病情况，适当调整进药品种，尽量满足基本需求。
我们不仅仅给本大队患者治病，还时常受请出诊到其他大队看病。1970年正月间，天已黑定。同生产队的张明朋来找，说舅老倌媳妇（即内弟媳）突然害病昏迷不醒，请赶快去看病。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出门，两人打一支火把，在山间羊肠小道上高一脚低一脚赶路，走到马嘴梁半塆里广播停播。一口气赶到天台山患者家里，浑身衣服湿透。顾不得喝口水、喘口气，就着手给患者瞧病。病人躺在火塘边，双目紧闭，嘴唇发白干裂，口里还有一片肉没咽下。我摸额头、量体温、切脉搏，解开衣服看胸脯，“黄疸”已经翻肩了，病入膏肓。本来病人发高烧，还拢大火烤，岂不是雪上加霜。我立即建议用滑竿送到区医院去，家人说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很不方便，要我下药。我当即问道有没有鸽子或癞壳包（即蟾蜍），连说没有。常言道：世上有救命的医生，无救命的药。没有治疗该病的退烧特效药，我是无力回天，只得推脱说没有药，家人疑惑地说带着药箱哪能没药，再三请我下药。我稍作思量，只好拿出一份茯苓用冲开水冲服，这药好人病人都能喝。下药人死，行医者大忌，此情形下走为上策。我要走人，家人反复劝我吃过夜饭、住下，天亮再走。我是铁心要走，连煮好的荷包鸡蛋面也不吃。家人见拗不过，也不再挽留。走到院坝边上，我对张明朋说：“赶快料理后事，人活不过明天鸡鸣丑时”。当晚，连爬带摸地赶到邻近的胡家贤家，我说了自己的诊断，胡家人不信：她前天点洋芋还又说又笑，人是好端端的，咋说不行就不行哩？次日天刚亮，胡家儿媳妇担水回来说“听见炮响，不一会戴孝帕子的出来了”，我闻声背起药箱，脸也顾不上洗就离开了。
大队办的小学设在黄泥堡一座叫回龙寺的破庙里，只有一个民办老师，二三十个学生来自岭家坝、油坊、黄泥堡、河湾，同年级年龄差两三岁，厚河坝、河口的学生进了蔡家坝小学或铁锁关小学。1969年10月，唯一的老师付芝芬辞职到铁锁关运输社当出纳，学校停课。大队研究后，决定让我去教书，我正式站上讲台。自从当了老师，看病、教书两头忙。在回龙寺那段时期，看病对象大多是学校附近的。还没放学，就有人等着看病。放学后这家进那家出，很快天就黑了，回不了家是常事，就到梁天文大大（按黄姓叫）家住，娘娘心肠好，经常管夜饭。一天下午正在上课，有一个中年模样的陌生男人在教室外走来转去。下课，来人就恳请我到李家营去，给屋里人（即妻子）看病，说是屋里人身上淌得厉害，吃了医院和好几个大夫开的药，半载不见应好。路途远，我提前放学，吃着男人带的软饼子馍，如吃山珍海味。仔细把脉，问病情和吃过药的反应，翻看中药渣滓，搞清原委，结论与以前的诊断结果相同：月经不调。在用药上我略作讲究，病人连服七八副中药调理，月余即治愈。事后，老中医闻讯要看处方，大为惊讶：娃儿，咋敢用反药？我只不过吸取前面医生的教训，少量添加而已。
医疗站虽小，钱物管的分明，我管钱，张远明管物，职责明确。开办当年底盘点，对账点钱，盈利接近300元。1969年盈利超过300元，以后每年都有盈余，我们用这点盈余的钱添置新药、用具、设备，规模逐年扩大。1972年，大队在修教室的同时给医疗站修2间新房，其中半间住人。我们用竹席子打顶棚，用三合泥粉墙打地面，用洋漆（即油漆）漆家具，里外光堂新鲜，上下的人都说医疗站办得好。赤脚医生是没有工资的，由大队定工分，跟大队支书、大队长一个标准走，每人每年3000工分，回生产队秤口粮，这种待遇也相当不错，但还是时常吃不饱。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想过从医疗站“打秋风”动半文钱。仅有一次，张远明的父亲过生日请我去吃饭，无奈之下，我把少半瓶酒精（约二三两）倒进盐水瓶子带上，在玉带河里掺满水送去，一桌人直夸“好酒”。
1972年底，我正式调离河口小学到铁锁关小学上班，次年元月，交割毕医疗站手续，就此放下药箱脱离医疗行业。此时，大队医疗站已是全公社口碑和效益最好的医疗站。
（黄喜文口述，黄华云整理，黄华云系宁强县政协学提委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