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7年(1948)春，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府把从战场上下来的大批伤病员，转移到了汉中地区沿川陕公路的一些县进行治疗，其中一批由下级军官组成的伤病员队伍，自涌进宁强县城之后，弹丸之地的山城，便陷入了混乱。根本没有接收治疗伤员设施和力量的宁强县当局，被迫下令宁强县中停课，让出全部校舍，作为安置伤病员的临时医院。
宁强县中停课后，学校师生曾组织请愿团，要求当局尽快把伤兵医院迁出校园，无奈势单力薄，请愿只坚持了两天便以失败吿终。宁强县中共有50余名教职员工，除校长王岱安等少部分系宁强县人外，教员中的90%以上系从全国各地招聘而来。学校停了课，当地教员全回了家，应聘来的外地教师便成了不失业的失业者。学校变成伤兵医院的第2个月，校长王岱安借口经费不足而停发了教师们薪俸。就在教师们商讨如何和王岱安交涉时，陕西省国民政府教育厅派的一名教育巡视员到了宁强县中学，找到校教育主任李兆春先生说：“根据目前形势看，宁中复课已经无望。王岱安不是善人，作为地方绅士，他不会掏腰包养活诸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另谋出路。”
李兆春问：“宁强县城弹丸之地，哪里能一下容得下几十名中学教员呢？”
巡视员说：“筹办一所新的学校嘛。”
李兆春说：“若真能办一所新的学校，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在目前形势下，谁有力量这样办？”
巡视员说：“你是教育主任，只要你同意并把宁中全体教师带上一齐走，这学校就办成了。”
李兆春认真道：“有人出钱办学，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我负责把宁中全体教师带进新的学校。”
巡视员握住李兆春手说：“一言为定，先生切莫反悔哟！”
李兆春说：“我若言而无信，怎能为人师表呢！”
民国37年(1948)5月6日，那巡视员与宁中所有教师见了面，讲了筹建国立陕西中学的事。原来国民党政府早在民国37年(1948)初，便打算在国统区陷落前组建数个国立中学，以便网罗走所有的青年学子，给共产党留下一个没有知识人才的真空地带，不知出于何因，这一计划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到了春季，大批伤员占据川陕公路沿线一些校园后，失学和失业的师生们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为避免出现难以控制局面，国民党政府在仓促中作出成立国立陕西中学的决定，并选择了处在大后方的宁强县中作为这一学校的基础，待骨架搭起，再进一步扩大其规模。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李兆春和应聘到宁中任教的全体教师，一致同意加入未来的国立陕西中学。第四天，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特派员便到了宁强县，宣布了国立陕西中学的成立和聘任事项。李兆春受聘出任教育长，校长一职则空缺，由特派员行使校长职权。
国立陕西中学筹备处印了1500份招生布吿，张贴于汉中各县城及公路沿线主要村镇，不久，流浪汉中各地的学子，纷纷赶到了宁强县城，加入了国立陕西中学的行列。国立陕西中学有了第一批学生。为解决学生临时食宿问题，便占用了宁强县城厢小学，迫使城厢小学停了课。
民国37年(1948)8月，国立陕西中学注册的学生达到760多名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下令学校往四川成都转移。
李兆春和教育部特派员研究制定出入川计划后，将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在各自班级老师率领下，先高一，而后高二、高三为序，分乘国民党政府指定的军用汽车，于民国37年(1948)8月16日开始了入川转移。
当时的川陕公路，还是一条简易公路，路面石子此有彼无，一遇阴雨，泥泞不堪，汽车不戴防滑链很难往前移动，加之路窄狭险恶，辎重车辆人货混载，由宁强县城到四川广元县90余里路走完，便因翻车事故死了9名学生。广元县女子中学成为国立陕西中学临时宿营地。20天后，学校才开始向第二站——四川绵阳县前进，不料在渡广元嘉陵江时，渡船司机失职，把船开离了航道，造成渡轮触礁沉落，90多名学生落水后，虽经全力抢救，仍造成11名学生溺水的悲剧发生！接二连三的死亡事故，在学生中引起了恐慌，50多名胆子小的学生，退出了国立陕西中学的行列，留在广元自谋生路。
国立陕西中学经过一个月时间，才将全部师生运送到绵阳县城。因为国民政府派的军车司助人员全部参加走私活动，往往超载装货，无法载运学生，所以学校只能将学生分成五六人的小组，搭乘往前移动，待全校师生集合在绵阳县城厢小学点名时，李兆春叹道：“92名学生又不知去向了！如此下去，不等到成都，学校就变成空架子了。”
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特派员苦笑道：“听天由命吧！”
国民政府对国立陕西中学师生实行的是包干制，教师薪俸除伙食外，每月为30至40块银元。学生不分年级男女，除伙食外，每人每月发给3块银元的零用钱。全校师生每天消费是1两黄金的钱，全部由特派员掌管。
学校到了绵阳县以后，由于战事变化越来越对国民党政府不利，物价因战局变化而变化，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原定的伙食费无法买到原有的食品，伙食质量降低后，学生怨言纷出，说特派员克扣贪污了师生伙食费。特派员是江苏人，听到后，在全校晚自习时发表演说：“诸位可以检查全部财务账项，我芦某若克扣贪污了大家一厘伙食费，大家可用乱棒将我打死。目前物价飞涨，有时一日几变，一两黄金只能顶一年前的三分之一用，我芦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把三分之二的钱给偷回来呀！”
学生们沉默了。为了改善伙食，学生会伙食团组织会水的学生到绵阳城外的涪江里炸鱼。炸药是从伤病员手里以鱼作交换获得，一次炸鱼，共炸得8000多斤江鱼，在分鱼过程中，一批到绵阳不久的伤兵见早来的伤兵分到了鱼，而没他们的份，便动手从学生手中抢鱼。结果双方发生冲突，在绵阳县城展开了一场混战，伤兵乘势抢劫了一些商店，直到宪兵赶到，才将伤兵镇住。
伤兵和学生成了冤家对头，李兆春怕夜长梦多引发出新的流血冲突，和特派员研究后，没等接到国民政府命令，便率领全校师生向成都进发了。
由绵阳到成都由于是学校自行决定，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派车辆，李兆春征得特派员同意，雇来几辆商车，只让老师家眷们和体弱有病的师生乘坐，其他师生一律编队步行。
这支队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待进入成都市，已是民国38年(1949)初夏时节了。
国立陕西中学占据了成都青龙街中学的校舍，青龙街中学被迫宣布停课放假。
成都并不欢迎这支不速之客，但又无法违抗国民政府命令，当把国立陕西中学安排进青龙街中学住下之后，双方几经讨价还价，成都市当局才同意每天供应一两半黄金的全部生活用品，学校则负责管束自己的学生，不准介入地方社会活动。
国立陕西中学正式上课时，已是民国38年(1949)秋风送爽时候了。
民国38年(1949)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成都平原挺进时，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各级官员纷纷弃职而逃，派进国立陕西中学的芦特派员给李兆春留下一张字条和半个月费用后，也不辞而别。失去资金来源的国立陕西中学，顷刻间陷入困境。为了维持全校师生最低生活，李兆春召集学生会研究决定，接受学校地下党组织建议，投靠成都地下党组织，以解燃眉之急。
国立陕西中学的情况，成都地下党似乎比学校师生还清楚，所以，在和学校代表接触后，立即派人进入青龙中学和李兆春见面，研究了保证师生正常生活的措施，把一批大米运进了学校，如此一来，学校的实际管理权就转到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手中。所以，当和平解放成都的消息传来时，国立陕西中学已做好了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一切准备工作。
民国38年(1949)12月30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前，二野贺龙司令员和兵团首长周士第、李井泉、胡耀邦等，在成都城外的驷马桥会见成都各界人士时，在询问李兆春成立陕西中学的情况后，胡耀邦说：“李先生，你把一个沉重的包袱由陕西背到了成都，所幸的是先生尚有自知之明，在困难时候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不是共产党，你和你的全校师生，怕早已饿毙街头了！”
李兆春说：“作为一个教师，我只想为国家为民族培育出一批有用的栋梁之材，所以在受命于陕西中学入川时，根本没想到它的命运如何。现在好了，你们来了，国立陕西中学何去何从，我只等你们共产党说一句话了。”
胡耀邦说：“成都军管会将很快把决定通知你，在未接到决定前，希望李先生一如既往，管好自己的学生，以免学生们误入歧途。”
李兆春说：“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将全力以赴。”
1950年1月10日，成都军管会派了一个由3名军官组成的领导小组，进驻国立陕西中学后，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一次为期一个半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社会发展史的“三史”教育活动，号召师生们认清大局，投笔从戎，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不意，这一号召引起师生们的思想混乱，短短几天功夫，青龙街中学校园里，一下变得冷冷清清。李兆春急了，把没走的300多名师生集合起来说：“解放军是一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队伍，加入它的行列，是人生的光荣和骄傲，有什么可怕的？如果解放军要我，我李兆春现在就投笔从戎，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
李兆春的请求被批准了，没离校的师生见自己的教育长，在不惑之年仍投笔从戎，报效祖国，便纷纷表示向教育长学习，报名参军，争当人民的好战土。
1950年2月，300多名国立陕西中学的师生，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国立陕西中学也因此完成了它短暂的历史使命。
李兆春在不惑之年加入人民军队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21师任参谋。不久，部队首长考虑到他从事教育工作20余年的实际情况，决定让他重返校园，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不料在他回到地方后，却被分配到建筑部门任职。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打成“臭老九”屡遭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李兆春，在悲愤交加中，于1971年夏死于北京。随着这个毕业于河南省开封高师，会英、日、俄三种语言和写得一手好书法的李兆春的亡故，短命的国立陕西中学的历史，也就成为一段鲜为人知的掌故了！
（作者：李文德，咸阳市人，原西北国棉一厂退休职工，中国作协会员，平民作家，原国立陕西中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