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创办大队医疗站的往事
发布时间:2018-11-29 17:11 来源:宁强政协 浏览: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春苗出土哟迎朝阳,

顶着风雨长,挺拔更坚强,

社员心里扎下根,

阳光哺育春苗壮,阳光哺育春苗壮。

身背红药箱,阶级情谊长,

千家万户留脚印,

药箱伴着泥土香,

药箱伴着泥土香。

翠竹青青哟披霞光,

赤脚医生哟心向红太阳,心向红太阳。

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歌颂农村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的电影《春苗》的主题歌歌词。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逝去40多个春秋,歌词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当我怀揣医保卡进医院看病,不由自主地记起这首歌——因为我也有一段赤脚医生的经历。

1962年,距初中毕业还有一个多月时间,我实在熬不住饥饿,便从宁强一中辍学回老家厚河坝务农,数月后,接手生产队会计。

古话讲“一技在身,吃穿不愁”。但凡手脚灵活的男子一般人都要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爷爷是木匠,父亲是篾匠,但我违背子承父业的习俗,而是执意要学医。1953年腊月廿六,是个大晴天,婆婆(即祖母)在河对面石板沟放牛、捡柴,突然感到头疼难忍,大声叫唤着跑回家,众人说是“鬼找到了”,请来端公发神驱鬼,次年正月廿三去世。1958年,幺妹妹抱养给下河坝张永高家,饿病交加,敲盆盆锣锣“治病”,依然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断气。这两件事对我影响很深,萌发学医、悬壶济世念头。

1962年腊月十二,我拜高家坪(今属刘家坝村)张永全为师,学习中医。师父讲一通道理,给些发黄的药书要求“背熟”。那时,白天要上工,耽搁一天要短工分,工分少了分的口粮就会少,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只有晚上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或借着闪烁的火光,反复诵读“汤头歌”等倒背如流。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边记边抄,将收罗来《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千金药方》《宝元》《济阴纲目》《温病学解》《八十一难经》等药书工工整整抄写一遍,搞清楚了中药的酸甜苦辣咸五种性质。跟师学艺,逐渐掌握了望闻问切要诀,对针灸、拔火罐、化水略知一二,能够采一些柴胡、车前草、金银花、半夏、鳖甲等药材,或买一些药材,配制丸药等数种传药。

当时,自己没有开药铺专司行医,有人上门请看病,对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等常见病,给些丸药服用,收几毛钱成本,或者开处方,让患者到区医院捡药。遇到扭伤或中风的,一般扎干针(即针灸),疗效也不错。治疗一般破皮的脓疱疮,拔罐效果好。罐子是手腕粗、大拃长的竹筒子,用时先放在煨罐或锅里煮一会儿,尔后从沸水中夹出来,立马将罐口吸在疮部,霎时,患者如牛叫,反复几次,直至把乌黑的脓血吸尽,见了红艳艳的血,敷上中药制成的止血、消炎药即可。有个姑娘手指头上害疮,疼痛不已,只要用刀子将疮划破,挤尽脓血完事,可是“十指连心”,姑娘害怕,我就用化水治疗:让姑娘稳坐平伸双手,舀一碗冷水放好,把小刀在煤油灯火焰上燎燎,我口中嘀里咕噜“念咒”,两手上下左右比划“挽诀”,姑娘好奇咯咯直笑,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喝一大口冷水,逮住姑娘害疮的那只手,对准患处喷出冷水,水到刀至,将疮划破,大拇指与食指用力一挤,一股黑血流出来,敷药包扎,一气呵成。等治疗结束,姑娘这时才觉得有般疼痛感。化水是故弄玄虚,转移注意力,起到麻醉剂的作用。本生产队的蒋某六七天大小便不来,腹胀如鼓。我问明发病前后饮食情况,对病症百思不解,问师傅和同道均说没见过,结合《八十一难经》,凭直觉独创“尿垢熏蒸”治疗之法,大概过了两三个时辰,家属来报“大小便通了,肚子不胀也不疼了”,看好病没花一分钱。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劲,误打误撞看好了一些“疑难杂症”,令师父和老中医咂舌。由于对症下药和分得清好歹,没有“医死人”,在当地延请看病的人逐渐多起来。

196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同年,铁锁关区卫生院开办西医培训班,每月上一天课,由段院长主讲。我自始至终参加,阅读《西医大全》,逐步了解了西医的初级知识,明了中西医各自的特点,对打几针青霉素就能治好“痨病(肺结核等)”、吃几粒白色药片当下头不疼,特别感到神奇,学习更加刻苦。各地贯彻毛主席指示,陆续开始行动大办合作医疗站。19684月,全县在热火大队(今戚家垭村)召开合作医疗站观摩现场会,大队韩支书介绍经验,我代表河口大队参加会议。第二天,我向大队支书张明光、大队长张远青汇报会议精神,提出了办医疗站的想法。大队很快做出决定,确定由我和下河坝的张远明筹办本大队医疗站,规定每个社员每年交1元钱,当年免费治病不收一分钱,每次只收5分钱的处方费。张远明和我同一个生产队,其师父是铁锁关街上的老中医李少甫。

我们二人得令,就把医疗站地址选在全大队居中位置的岭家坝,岭家坝生产队从5间土木结构公房中划出1间做医疗站的场所。大队安排油坊生产队木匠做了1个药柜、1张三抽桌、4条板凳等家当,药柜每个抽屉6个格子,可装288味中药,药柜中上部设计一层放西药。开办的本钱也很少,厚河坝、河口、岭家坝、油坊、黄泥堡5个队,人口不满600,有些家庭穷的叮当响,总共只收了不足500元钱。512日,我们第一次走路到县城进药。结合常见病、多发病的用药需求,当天开好采购单。次日,采购动植物类中药材、中成药200多味,西药主要有青霉素、链霉素、阿司匹林、安乃近、镇痛片、土霉素、驱虫片等约30个品种,以及听诊器、注射器、酒精、药棉、戥子、切刀等基本器具、医疗用品,走路背回来,花钱没超过400元。515日,大队医疗站算是正式办起来了,我们成了名正言顺的赤脚医生。除此之外,我们还根据季节,采挖一些柴胡、车前草、半夏等地产中药材,在大队划拨的地里种植枣皮等。

开办当年,就迎来一次大考验。大队患麻疹的人出奇地多,互相传染,男女老少皆有,不下100人。以前麻疹治愈率不高,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因发高烧死了,多数属于误诊。麻疹初期与发烧感冒症状相似,其实也易发现,只要口腔壁上起菜米子大个白点,哪怕仅有一颗,定是麻疹无疑。饮食上不能吃酸饭、豆浆饭,因为有收敛作用。我们谨慎诊断,中西医结合诊疗,无一例麻疹患者死亡,树立了医疗站的威望,我俩的名字全大队妇孺皆知。为了预防麻疹,开始普及给儿童在大臂上接种“水痘子”,效果十分明显,后来几乎再没有人得麻疹。

平时,我们轮流坐珍、巡诊,搞防疫宣传。巡诊很受腿脚不灵便的人欢迎,但爬坡下沟,东家进西家出的很是辛苦。正是如此,家家户户的状况摸得一清二楚。以前,人们对命看的淡,小病抗大病磨,来看病都已经严重了,对我们诊断病症压力很大。病急的,一般吃西药或打针;病缓的,一般开中药调理;病重的,中药西药一起用。对病势危急的,或接骨连皮,或接生,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医术,直接要求进医院治疗,不能耽搁“误死人”。在与林林总总的患者打交道中,我们遇到许多疑难杂症,就常常交流心得,不断钻研、摸索、总结。比如说,曾经捉住一条锄把粗的长虫,注射1支青霉素后,一会儿身子肿大,不停翻转挣扎,一支烟的功夫死啦。因此,我们使用青霉素前先做皮试,不敢丝毫马虎。针头、针管要反复使用,每天在针盒子里用开水蒸煮消毒,用时还要酒精消毒,小心翼翼,怕感染出纰漏。针尖磨秃了,才能丢弃换新的针头。家穷虱子多,饮食不干净发“潮气”肚子疼的多,我们给发敌百虫,在床上、衣服上划拉几下,就把虱子、虮子、跳蚤杀死;给几片驱虫片,头道药服下去,很快屙出不少的蛔虫,吃三道药就赶净蛔虫。没交钱的人家有人患病,我们依然免费治疗,这些人很感激,表示有钱一定交,也确实言而有信。我们根据发病情况,适当调整进药品种,尽量满足基本需求。

我们不仅仅给本大队患者治病,还时常受请出诊到其他大队看病。1970年正月间,天已黑定。同生产队的张明朋来找,说舅老倌媳妇(即内弟媳)突然害病昏迷不醒,请赶快去看病。我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出门,两人打一支火把,在山间羊肠小道上高一脚低一脚赶路,走到马嘴梁半塆里广播停播。一口气赶到天台山患者家里,浑身衣服湿透。顾不得喝口水、喘口气,就着手给患者瞧病。病人躺在火塘边,双目紧闭,嘴唇发白干裂,口里还有一片肉没咽下。我摸额头、量体温、切脉搏,解开衣服看胸脯,“黄疸”已经翻肩了,病入膏肓。本来病人发高烧,还拢大火烤,岂不是雪上加霜。我立即建议用滑竿送到区医院去,家人说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很不方便,要我下药。我当即问道有没有鸽子或癞壳包(即蟾蜍),连说没有。常言道:世上有救命的医生,无救命的药。没有治疗该病的退烧特效药,我是无力回天,只得推脱说没有药,家人疑惑地说带着药箱哪能没药,再三请我下药。我稍作思量,只好拿出一份茯苓用冲开水冲服,这药好人病人都能喝。下药人死,行医者大忌,此情形下走为上策。我要走人,家人反复劝我吃过夜饭、住下,天亮再走。我是铁心要走,连煮好的荷包鸡蛋面也不吃。家人见拗不过,也不再挽留。走到院坝边上,我对张明朋说:“赶快料理后事,人活不过明天鸡鸣丑时”。当晚,连爬带摸地赶到邻近的胡家贤家,我说了自己的诊断,胡家人不信:她前天点洋芋还又说又笑,人是好端端的,咋说不行就不行哩?次日天刚亮,胡家儿媳妇担水回来说“听见炮响,不一会戴孝帕子的出来了”,我闻声背起药箱,脸也顾不上洗就离开了。

大队办的小学设在黄泥堡一座叫回龙寺的破庙里,只有一个民办老师,二三十个学生来自岭家坝、油坊、黄泥堡、河湾,同年级年龄差两三岁,厚河坝、河口的学生进了蔡家坝小学或铁锁关小学。196910月,唯一的老师付芝芬辞职到铁锁关运输社当出纳,学校停课。大队研究后,决定让我去教书,我正式站上讲台。自从当了老师,看病、教书两头忙。在回龙寺那段时期,看病对象大多是学校附近的。还没放学,就有人等着看病。放学后这家进那家出,很快天就黑了,回不了家是常事,就到梁天文大大(按黄姓叫)家住,娘娘心肠好,经常管夜饭。一天下午正在上课,有一个中年模样的陌生男人在教室外走来转去。下课,来人就恳请我到李家营去,给屋里人(即妻子)看病,说是屋里人身上淌得厉害,吃了医院和好几个大夫开的药,半载不见应好。路途远,我提前放学,吃着男人带的软饼子馍,如吃山珍海味。仔细把脉,问病情和吃过药的反应,翻看中药渣滓,搞清原委,结论与以前的诊断结果相同:月经不调。在用药上我略作讲究,病人连服七八副中药调理,月余即治愈。事后,老中医闻讯要看处方,大为惊讶:娃儿,咋敢用反药?我只不过吸取前面医生的教训,少量添加而已。

医疗站虽小,钱物管的分明,我管钱,张远明管物,职责明确。开办当年底盘点,对账点钱,盈利接近300元。1969年盈利超过300元,以后每年都有盈余,我们用这点盈余的钱添置新药、用具、设备,规模逐年扩大。1972年,大队在修教室的同时给医疗站修2间新房,其中半间住人。我们用竹席子打顶棚,用三合泥粉墙打地面,用洋漆(即油漆)漆家具,里外光堂新鲜,上下的人都说医疗站办得好。赤脚医生是没有工资的,由大队定工分,跟大队支书、大队长一个标准走,每人每年3000工分,回生产队秤口粮,这种待遇也相当不错,但还是时常吃不饱。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想过从医疗站“打秋风”动半文钱。仅有一次,张远明的父亲过生日请我去吃饭,无奈之下,我把少半瓶酒精(约二三两)倒进盐水瓶子带上,在玉带河里掺满水送去,一桌人直夸“好酒”。

1972年底,我正式调离河口小学到铁锁关小学上班,次年元月,交割毕医疗站手续,就此放下药箱脱离医疗行业。此时,大队医疗站已是全公社口碑和效益最好的医疗站。

黄喜文口述黄华云整理,黄华云系宁强县政协学提委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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